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 (1944年3月3日)

信息来源:统战部   发布时间:2000/1/1

“六大”(143)时阶级阵营有了新的分化,帝国主义、军阀都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化到反革命方面。大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北洋军阀(144)的,带有革命性。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勾结,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并同江浙的财阀南四行(145)勾结,在上海、广州屠杀革命的工农(146),所以共产国际(147)第九次扩大会议指出当时的反革命是三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方面也有分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动摇,有的跑到改组派(148)与第三党(149)方面。反映到党内,党员有的脱党,有的畏缩,有的则拚命、发狂。因此革命的力量主要依靠工农,当然也不是把小资产阶级除外。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说中国向两个极端急剧分化,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主要是依靠工农。当时,在城市主要依靠先进的工人,一般的大多数的工人也有些畏惧;在农村,农民也有畏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小商人、学生等)也是畏惧的。“六大”把资产阶级算成反革命,但没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主要依靠工农,这是对的,不能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否则便会使我们的思想混乱。但“六大”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是不清的,虽然承认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动力上又认为只有工农、小资产阶级被除掉了,把当时某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资产阶级反对派,误认为全体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因而在策略观点上错误了。

“六大”对反革命方面没有分析,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与共产党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不同。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认为反革命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六大”则把这一点翻过来,认为他们虽然有矛盾,但反共是共同的,因此他们的矛盾无法利用。这种认识是错的。毛泽东同志说,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这是关门主义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另外还有不满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这是当时的第三营垒。这个第三营垒不是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力量(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是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反对派,是政府的反对派。第三营垒开始是改组派,以后改组派跑进政府,又有史量才、杨杏佛(150)等代表人物。蒋介石和汪精卫(54)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本来要一起回南京,桂系反对汪精卫,汪精卫被阻在上海反桂系、反胡汉民(95),那时蒋、汪的矛盾不明显,但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
“六大”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没有错,但不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明确。
“六大”决议中说对地主是没收一切土地,对富农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在雇农反对富农时,我们要站在雇农方面(这同后来的加紧反对富农是不同的),但对小地主、富农没有进一步分析。
大革命时是四个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这四者有区别: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时参加革命,有时反对革命。大革命时,有些带买办性的资产阶级也投机参加了,这是国共合作初期的国民党右派,不有算作革命的动力。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北洋军阀时是革命的,但也有软弱性,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联系。
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门+岂)(105)、孙科(83)、唐生智(151)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当时我们应把改变武汉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当作努力的方向,当时实现这一种方向也是可能的,共产国际把国民党(14)看做阶级联盟,内分左、中、右三派,右派是大资产阶级,中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左派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包括我们党。但是那时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却把我们从左派划出来,叫共产派,没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中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
现在我举出几个典型人物来研究一下。
(一)胡汉民。他是彻头彻尾的右派,是买办阶级的思想。他在广东时反对工农很厉害,反对农民组织武装队伍,站在机器工会(152)方面反对工人群众。他下面的大将有吴铁城(153)、马超俊(154)、古应芬(126)。刺廖仲恺(81)便是他的弟弟胡毅生(155)干的,而他知道。
(二)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156)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一九二六年“三二○”事件(122)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55)。“四一二”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
行欺骗。
(三)汪精卫。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虽有时很“左”,却不赞成没收地主土地,对工农有戒心。汪精卫在革命初期并不积极,孙中山曾说:精卫、展堂已不能代表俄国式的革命(157)。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117)起草,由瞿秋白(158)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乘机积极起来,在广东又被选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由俄国回来,并没有想反蒋。他一到上海,蒋介石就找他开会。这时陈独秀找他写了个“汪陈宣言”
(159),此事被蒋介石知道了,汪精卫又想不发表,而报馆已上版来不及抽回。第二天汪精卫又去开会,吴稚晖在会上大骂,汪精卫一怒,拔腿就跑到武汉去了。就这样他成了左派的领袖,大叫革命的向左边来,这完全是投机的。抗战期间他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卖国贼。
(四)廖仲恺(81)。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没有买办性。他是华侨,但不大富有,对帝国主义很仇视,反对封建势力,同情农民减租减息,但对工人反对中国资本家却采取调和的态度,对反对外国资本家则是赞助的。在黄埔军校(35),当我们青年军人联合会(102)反孙文主义学会(82)时,他采取调和态度。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五)邓演达(89)。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他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军队有些关系。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38)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
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一九三○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注:
143 六大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做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做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做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第71页。
144 北洋军阀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党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六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为争权夺利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至此,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结束。──第71、212、224、336、374、393、410页。
145 南四行、指当时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王+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寄(广+顷)、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第71页。
146 这里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公开背叛了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第71页。
147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经各国共产党一致同意,在六月正式宣布解散。──第71、173页。
148 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国民党派系之一。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第71页。
149 第三党即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他们反对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同时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第三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各党各派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一九四一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七年改称农工民主党。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工民主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71、151页。
150 史量才(一八七八──一九三四)。江苏江宁(今属南京市)人。一九一三年起任《申报》总经理。蒋介石统治初期采取拥蒋立场,“九一八”以后政治态度逐步改变。上海一二八抗战时,曾捐款支持抗日,并任抗日群众组织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后来又积极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被蒋介石特务暗杀。
杨杏佛(一八八三──一九三三),江西清江人。一九二五年随孙中山北上,任秘书。后任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一九三二年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进行反蒋抗日的进步活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被蒋介石特务暗杀。──第72页。
54 汪逆汉奸 指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一九二五年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一九四○年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第43、46、  56、72、87页。
95 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代理广州大元帅府大元帅兼广东省省长等职,右派首领,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盟者。后来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长期对立。──第56、72页。
105 谭延(在门字里加岂)(一八八○──一九三○),湖南茶陵人。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五年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第58、73。
83 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一九二二年任广州市市长。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曾提出弹劾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第55、73、81页。
151 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湖南东安人。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第73、100页。
14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政党。前身为同盟会。一九一二年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和北洋军阀袁世凯实行妥协,基本上成了官僚政客集团。一九一四年,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统治,孙中山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又改为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依靠这一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具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的性质。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基本上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第5、6、22、46、53、67、73、77、111、118、125、130、171、220、261页。
152 机器工会原名广东机器研究公会,后改名为广东机器工会。是国民党右派利用的工具。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反对和破坏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公开发表宣言反对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协助反革命政权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同年十二月参与镇压广州起义。──第74页。
153 吴铁城(一八八八──一九五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一九二四年任广东革命政府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军司令、广东警卫军司令、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一九四六年九月是国共谈判改组政府问题五人小组中的国民党代表。──第74、119页。
154 马超俊(一八八六──一九七七),广东台山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是国民党控制的黄色工会头子。──第74页。
126 古应芬(一八七三──一九三一),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一九二五年起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参与镇压广州起义。──第63、74页。
18 指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右派帝国主义指使下,在广州暗杀了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为了调查这一重大暗杀事件的真象,由有关方面人士组成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是这一委员会的委员。──第7、58、74页。
155 胡毅生(一八八三──一九五七),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人。胡汉民堂弟。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参加创办国民党右派报纸《国民新闻日报》,积极反共。廖仲恺被剌后,潜逃香港。──第74页。
156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公开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政变被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74页。
122 中山舰事变也称三二○事变,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排挤共产党人而制造的反共阴谋事件。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指使其亲信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人代理局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传达命令,要他调中山舰到黄埔待命。当中山舰抵达黄埔后,他们又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逮捕了李之龙,扣留了中山舰,并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随后又强迫共产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中
撤出。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主张妥协退让,不敢反击蒋介石,遂使他的阴谋得逞。──第61、74、97、395页。
55 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并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文章,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散布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谬论,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第46、55、74页。
157 参见孙中山《致蒋介石手札》(见《孙中山选集》第876页)。精卫即汪精卫;展堂即胡汉民。──第74页。
117 鲍罗廷(一八八四──一九五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苏联政府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国民党的政治顾问。一九二三年十月来华,一九二七年七一五政变后回国。──第60、74页。
158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特《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后,主持了八月七日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主持中央工作时,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二八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员委和主席团委员。一九三○年九月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同年十月红军主力长征后,被留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军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第74页。
159 汪陈宣言指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宣言。这个宣言极力掩盖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声称“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同时又表示“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国民党”。宣言使工人阶级解除思想上的武装,放松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警惕。──第74页。
160 吴稚晖(一八六五──一九五三),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贯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坚决反苏反共。──第75页。
81 廖仲恺(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出身于美国华侨家庭,一八九三年回国。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为早的会员之一。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一九二二年后,积极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担任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黄埔军官学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临等职。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执行革命的三大政策。──第54、75页。
35 黄埔指黄埔军官学校,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办的军官学校。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在该校担任过各种职务,学员中也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第19、55、75、395页。
102 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领导组织的革命军人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等校的青年军人组成,主要成员有蒋先云、周逸群等。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同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后被蒋介石解散。──第57、75页。
82 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内的一批右派分子为对抗黄埔军校革命军人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建立的反动组织。主要头目有戴季陶、王柏龄、陈诚、贺衷寒、缪斌等。──第55、75页。
89 邓演达(一八九五──一九三一),字择生,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一九二○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粤军,历任营长、团长。一九二六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二七年三月与宋庆龄、何香凝、吴玉章等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蒋介石下令通缉。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后,邓流亡苏、德等国。一九三○年回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
第56、75、151页。
38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随后,日军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这三个省。──第22、75、78、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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